對權力者而言，監聽就如同嗎啡春藥般，即使明知違法監聽有違民主法治原則，但由於其所能獲得的情報機密可貴，很少統治者能抗拒如此誘惑。因此，是否違法監聽也成為評斷國家民主與否的重要指標。
也由於監聽權的威力無窮，民主政府相對也會設計一套嚴格的查核控管機制。
以國安局與軍情局兩大國家及軍事情報機構為例，國安局綜理國家安全情報的綜合分析，本身並無任何監聽設備，但卻設有「科技中心」，職司與具有衛星偵測空照能力的友好國家，交流各項情報，並負責密碼的研發與管制。
至於軍情局有隸屬國防部的「電訊發展室」支援，專司截取境外電波，並擁有空中偵照的情報來源。此外，在國內監聽業務上，軍情局會將中共軍政等特定人士電話號碼列管，一旦國內有人與其通聯，軍情局必須向國安局申請監聽聲請書，再由國安局轉向高等法院聲請監聽票。
而刑事局與調查局由於各有監聽設備，因此除須肩負日常的刑事犯罪與政風賄選監聽外，同時也必須配合國安局、軍情局與海巡署等單位，負責對內的監聽任務。但一般國安局與軍情局的監聽案，刑事局與國安局均是只負責上線取帶，而不負「譯文」之責。
據國安局高層官員指出，目前由於通訊監察法的規範，不但法官可隨時在線上稽核是否有非法監聽，國安局也經常在法官與檢察官的陪同下，定期督考軍情局與國安局內部的監聽業務，加上台灣政黨輪替快速，所謂的政治監聽與非法監聽，已實無可能。
民主機制怪現象 該有所了結
呂昭隆
擔任情治監聽第一把交椅逾十八年的姚祖德，不曾在立法院備詢過，一次都沒有。十八年，六千多個日子，不管是公開或機密會議，姚祖德還沒有站在國會殿堂備詢席的經驗。這是姚祖德的幸運，卻是民主機制一大漏洞。
姚祖德固有無可撼動的監聽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，唯站在整體國家安全利益考量，讓一人久居這個職務，風險實在太大了。美國前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的尾大不掉，即是一例。
警總電監處長三年，軍情局電技室主任十五年，姚祖德十八年的監聽主管工作，僅依賴情治單位的內控與國防部的節制，也是很危險的事。直到今天，藍綠政治人物均對非法監聽有所疑慮，且對自己被監聽深信不疑，然而，無論誰掌權，卻又讓姚祖德一直做同樣的工作，亦是怪事。
軍情局既然主要負責「境外監聽」作業，監控從台灣打到大陸與港澳地區的通信，由於已具先進設備與技術，這種工作，沒有非誰不可的道理。
從這些角度來看，姚祖德是該換個位子了。
馬英九總統在就職演說中，特別強調「不會再有非法監聽」，但宣示必須化做決心，換掉姚祖德，便是重要指標。十八年來，歷經不知多少任軍事與情治首長，都不願處理或無法解決的事，是到該了結的時候了。更換姚祖德的職位，是讓國人建立「不再有非法監聽」的第一步。
對姚祖德而言，已承受了超過十八年的「必要之惡」，此時放掉，不也算是一種解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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